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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废】北京垃圾治理缺乏“北京精神” |
| （时间:2012/6/8 9:42:29） |
“爱国、创新、包容、厚德”，这是北京市政府历时2年，组织超过300万人投票选出的北京精神。
然而，在北京垃圾治理问题上，却难以反映“北京精神”。
眼下，北京每天产生近2万吨生活垃圾，可以堆满9个“水立方”，但其中有一半的垃圾未得到有效处理，只是简易地堆放到城市郊外的垃圾处理场，被网友们戏称为北京的“七环”。
随着城市化的扩张，北京市的人口将越来越多，待处理的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而原先偏远的垃圾填埋区却离我们越来越近，整座城市即将掉入我们亲手打造的“垃圾包围圈”。
显然，这是亟需北京市政府主导解决的难题。不过，在记者的调查中，却呈现出如下的情形：
政府主管部门以“话题敏感”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垃圾焚烧发电企业以“需接到上级指示”为由，阻挠公开信息；
居民委员会以“只是走走形式”为由，消极推进小区垃圾分类管理……
这一切，不禁让人们质疑，北京市政府在诸如此类关乎市民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的城市治理问题上，能否切实落实“北京精神”？
北京市政市容委：两月未回应采访请求
“还是太敏感了，等一等再说吧。”
这是北京市政市容委宣传处的一位官员，在记者截稿之前给的最终答复。
早在2个月之前，记者就曾发函给分管固体废弃物处理的北京市政市容委副主任韩立，要求采访北京市垃圾处理的规划，以及实地考察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可得到的回复永远是“等一等”。
这期间，记者先后发了4份传真，打了无数电话。
与垃圾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科技标准部主任郭祥信告诉记者，北京市每天产生1万多吨生活垃圾，平均每人每天产生一公斤垃圾。快速处理掉这些垃圾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卫生填埋、二是生化处理、三是焚烧发电，目前三者的比例为5：3：2，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2015年的比例将是3：3：4。这也就意味着，未来2年，北京市垃圾焚烧的比例将增长一倍。而目前，北京仅有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每天吸纳的垃圾量为1600吨。
眼下，传统的垃圾填埋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垃圾处理量需求，而垃圾焚烧占地小，稳定化速度快，减量效果好，臭气容易控制，对于人口密度大、土地紧缺的北京来说是垃圾处理的最佳选择。
据报道，2015年前，北京市将规划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烧厂，包括阿苏卫垃圾焚烧厂、京南垃圾焚烧厂、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南宫垃圾焚烧厂等。其中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已经奠基，将于今年10月试产；南宫垃圾焚烧厂已完成设计招标；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二期项目已经开工运行。
然而，垃圾焚烧容易产生二噁英，其具有强致癌性、生殖毒性、免疫毒性和内分泌毒性，毒性相当于砒霜的1000倍，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一级致癌物。
因此，对于垃圾焚烧，北京民众站在了政府的反面。此前，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在进行环评时就曾遭到周边居民的强烈反对。这些反对声，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项目安全、环保方面可靠性的质疑；二是对项目背后隐藏的商业利益的怀疑。
为缓解公众的对立情绪，北京市政市容委、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等4个部门也曾共同编制《生活垃圾处理知识系列问答》手册，冀望以科学的方式，为民众解惑。
显然，仅通过一本十几页的宣教手册，或是一两则电视公益广告是不足以消除民众疑虑的。政府真正需要向公众解答的，应是如何控制二噁英的排放，如何保证垃圾焚烧企业及时更新技术，如何监管烟气净化耗材的足量投放，如何公开垃圾焚烧项目招投标的细节等等。
记得两年前，北京市容市政委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与反对建立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民间环保人士“驴屎蛋儿”，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你去过垃圾焚烧厂吗？”王维平问。
“没有。”对方回答。
“那你为何反对？”王维平接着问。
“……”对方没有回答。
“很多人连垃圾厂都没有进过，连垃圾的成分都不知道，连垃圾焚烧炉都没有见过，只是‘坐而论道’，这种反对毫无意义。”王维平感叹。
此刻，记者想替“驴屎蛋儿”回答，“我们想进去看看，但是门上却挂了个牌子，写着‘非请勿进’。因此，在没有民众监督的情况下，民众只能相信，垃圾焚烧必然造成环境污染。”
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拒绝信息公开
在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网站上，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业务数据会按照日、周、月三种方式公开发布，这其中包括氯化物、烟尘、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以及二噁英的排放指标。记者注意到，自数据发布之日起，这些指标均为达标，且远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对于质疑声不断的国内垃圾焚烧发电，高安屯垃圾发电厂是如何做到如此环保？
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外联部主任，然而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得到上级的批准，不能接受采访，也不能安排记者前来调研。”
记者采访到曾经参与筹建高安屯垃圾发电厂，现任碧水源固体废物处理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石艾帆，他说，“高安屯垃圾焚烧厂是全市第一个垃圾焚烧处理项目，是在原垃圾堆肥场的基础上兴建的，2004年12月18日开工，由于民众的反对，直到2010年5月才开始低调运行。目前，该厂每日可吸纳1600吨垃圾，是亚洲日处理能力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
据石艾帆介绍，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BOO（建设—拥有—运营）模式运作，由金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北京金州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国朝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华联达环保能源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参股组建，属于中外合资企业，该项目获得北京市政府特许合资经营期限为25年。
目前，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主要收入来自四个方面，包括两大两小：两大指垃圾补贴和卖电收入；两小指CDM项目费和灰渣制砖收入。眼下，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全年处理垃圾53万吨，按照95元/吨的垃圾补贴费，年收益5000万元；全年发电2亿度，上网电量1.6亿度，按照0.74元/度的电价计算，全年售电收入为1.18亿元。以此估算，大约12年就可回收成本，这也就意味着投资方可净赚13年。而按照规定，特许经营期届满后，投资方将会把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无偿移交给政府。可见，垃圾焚烧的经济效益不仅比卫生填埋和堆肥高，和许多其他行业相比利润也非常丰厚，可以为企业与政府带来稳定可观的收益。
“在垃圾焚烧这条利益链上，政府、企业和民众本应都是获益方，然而，在既得利益的驱动下，政府与企业往往靠得更紧，造成了对民众的忽略，这也正是企业不愿接受公众监督的真正原因。”一位资深环保人士无奈地告诉记者。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更是一针见血，他指出，“用焚烧方式处理垃圾，项目立项、选址、环评等全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在中国，这些条件基本不具备，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暗箱操作；项目涉及商业利益，许多过程存在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另外，由于焚烧过程不透明，无法监管厂家可能存在的偷工减料现象，焚烧质量无从保证。
对于解决这种乱象，并不是没有办法。近日，13位美国专家就为北京市垃圾处理提出了38条建议，其中一条就是学习日本在垃圾焚烧厂内建公园、图书馆、会议室、游泳池等公众设施供周边群众免费使用，以提高群众对垃圾焚烧的接受程度。
能否打开垃圾焚烧厂这座“密室”，还公众一个安心，现在就欠缺政府的一点勇气。毕竟，这是经过你们多轮环评通过的企业，有什么不能向公众开放的？
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做样子”
早上7点30分。
记者居住的小区门口，摆放着三个彩色的垃圾桶，左边绿色的写了“厨余垃圾”，中间黑色的写了“其他垃圾”，右边蓝色的写了“可回收垃圾”。
然而，记者观察，早上上班的人都是将垃圾随手丢弃的，并未按分类处理。
不久，一辆蓝色的垃圾车驶入小区，直接将垃圾桶内的垃圾倒入集装箱，并没有额外工序。
在询问下，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分类只是做做样子。虽然按照规定，不同垃圾应该运往不同的垃圾站进行处理，不过现在还只能将所有垃圾运往一处。”
记者在与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的交流中获悉，像记者所处小区未进行垃圾分类的现象，在北京并不少见，甚至有些普遍。究其原因包括居民素质不高、垃圾桶设计不合理、拾荒者干扰，而对职能部门的不信任也在其中。
其实，当下中国处理垃圾的政府资源中，95%是用于末端的处理，比如焚烧厂和填埋厂的建设，但是前端的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投入却很少，这部分工作远远没有到位。
曾几何时，公交、地铁不排队也是北京普遍的顽疾，但在北京市政府大力督导下，有了很大改观。我们见到在公交车站、地铁站挥舞小红旗的大叔大妈，了解到每月11日是自觉排队日。相比之下，垃圾分类如今的不乐观，缺少的恰恰是各部门的合力推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环境史专业博士毛达指出，垃圾分类过程很复杂，从居民到基层政府，再到街道环卫公司，再到市容委，再到处理厂，各个环节分散操作，像是断了的链条，缺乏协作机制。
诚然，垃圾分类的推广，必然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也必然会带来或多或少的不便。但是，管理者不能总抱怨民众没有意识，素质不高，也要思考自己有哪些不足，切实发挥管理职能，给主动分类垃圾的人们以鼓励，给不愿进行垃圾分类的人以约束。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细节的疏失会让所有努力都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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