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污染物进入到环境之中，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富集性和毒性效应，不仅影响生态环境，更是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新污染物治理是污染防治攻坚战延伸深度、拓宽广度的具体体现，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内容之一。
  如何更加科学地治理新污染物？怎样更好地进行筛查工作？本报采访了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郑明辉。
  世界性的难题：如何更全面地筛查出优先管控的新污染物？
  我国在新污染物的危害识别、暴露预测、环境风险评估、绿色替代、污染控制等领域还缺少系统部署，研究基础相对薄弱，制约了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的科学评估和精准管控。郑明辉介绍，“在新污染物筛查技术研发方面，我国的环境科学家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一些初步成果。然而针对复杂环境介质中新污染物的高通量筛查及风险评估技术还有待完善，现有技术的普及性和标准化的推进尚需整合研发和监测的相关研究力量。”
  郑明辉认为，我们以前对于污染物目录型的管理，有可能存在着对风险评估不全面的情况。比如说，有一瓶饮用水，如果想知道是否饮用安全，采用常规方法，需要依据饮用水的国家标准做含有害物的测定，当饮用水的有害物都低于国家标准时，可以判断这瓶水是安全合格的。但是这种方法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的，我们判断其安全的依据仅仅是对标准中规定的污染物的测定，而对于饮用水中是否存在新污染物及其风险，我们并不清楚。
  “针对环境风险评估不够全面的局限性，有一种弥补现有风险评估体系不足的新的技术，叫做效应导向分析。”什么是效应导向分析？郑明辉解释道：“比如同样是测试一瓶水，我们经过提取之后首先测试它的各种毒性效应。如果说某组分在某些体外毒性测试上有响应了，那么我们反过来再去分析这是由哪一种化学物质导致的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只关注那些产生不良效应的化学物质，进而测定其在环境介质中的浓度水平。”
  目前，中国科学院江桂斌院士团队针对发现新污染物这个国际性的难题，在国内首创了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郑明辉介绍，“通过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我们能够确定样品中的各种有害物质，也能够从中发现不在目前管控名录之内的新污染物。当发现样品中存在某些新污染物，我们还要判别这种新污染物是个别区域性污染还是全国性乃至全球性污染问题。为此还要进行广泛的采样调查，如果该污染物在全国范围内或很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浓度水平都较高，这就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国家今后需要优先管控的新污染物。”
  郑明辉补充说，“利用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筛查污染物的测试成本较高，需要很高的经费投入，而且国内仅有一套价值近亿元的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能测试的样品量还十分有限。还需要研发更多针对不同环境介质的小型化成组毒理分析设备以满足新污染物筛查的需求。”
  除了可以采用成组毒理学分析系统筛查新污染物，还可以采取非靶标污染物筛查技术进行新污染物的识别。郑明辉说道：“举一个我们课题组工作的例子，我们在北京的大气颗粒物中采集细颗粒物样品，用非靶标筛查的技术可以看到有数千种化合物，但这些检测到的化合物不一定都是污染物，还要对这些化合物做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以及毒性识别，最终可以筛查出大气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新污染物。”
  如何管控还在生产使用的新污染物？
  以上两种筛查方式都是在真实的环境样品中采样并发现以前没有被关注的新污染物，那么在大量生产和使用的化学品中如何筛查出新污染物并采取源头管控措施呢？
  郑明辉向记者介绍：“以化工行业为例，我们国家的化工行业规模大、化工产品产量高，在高产量的化学品里，还有一些的化学品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生态风险评价和人体健康方面的评价，这类的化学品还在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进入我们的环境。”
  如何在高产量的化学品中快速筛查出需要优先管控的化学物质？郑明辉提到了计算毒理学，“通过物质的结构，结合一些模型和数据库，就可以快速筛选具有潜在环境风险的物质，再对风险物质进行重点评估，就可能筛选出目前还在生产和使用的化学品中需要优先管控的新污染物。对这些新污染物应该采取限产、停产和替代等措施，从源头减少新污染物的环境释放。”
  “目前我国计算毒理学在新污染物筛查方面的应用还存在诸多技术难题，新污染物毒性预测技术的研发受到国外相关计算方法专利和软件知识产权的限制，在污染物环境毒性效应、基因组学等大数据资源方面亦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系统，需要组织力量在重点领域进行突破。”郑明辉补充说。
  对于仍在生产和使用的新污染物，我们该如何控制？其实在生产生活中，不乏一些具有环境高风险的化学产品，但同时这些化学品也具有重要的工业生产用途，一旦停产，可能会影响下游产业的生产活动。
  “针对有高风险但却有重要用途的化学品，我们要做好替代品的研发。”郑明辉介绍，“比如PFOS（全氟辛烷磺酰基化合物）以前其用途之一是可以作为铬雾抑制剂，降低电镀时的铬雾挥发。但是PFOS具有很高的环境风险，在2009年就纳入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要求全球管控。于是科学家开始研究PFOS的替代品，但有研究报道现在某些替代品存在较高的生态环境风险，我们要避免陷入替代品成为未来新污染物的怪圈。据我所知已有一些实验的结果不错的替代品，如某新开发的PFOS替代品在相同使用功效的情况下，其用量比原来的PFOS少一倍，且替代品具有环境友好性，有可能作为一种绿色替代品在电镀行业应用。”
  加大对新污染物筛查与风险评估技术研发的投入，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才能科学、全面地评估我国新污染物环境风险状况，进而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
  郑明辉表示，新污染物的筛查任重而道远，高风险化学品的替代研发在我国也是刚刚起步，我们环境化学与生态毒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调整了研究布局，聚焦在新污染物的筛查、毒性效应识别以及绿色替代品开发方面，将会以更多的科研成果为新污染物治理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