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人大会议最后一次记者会，聚焦人们最关注的治污问题。在回应多位网友请官员下河游泳的问题时，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尽管各地在水环境保护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但目前确实还有一些河流、湖泊不适合游泳，部分地方水环境治理成效也不明显。这既有治理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因素，也有当地政府重视不够、措施不力的影响。一些地方也创造了不错的经验，他们提出“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官”的铁腕治污措施，收到很好的效果。

  如何治污，表面看是个科学问题和经济问题，与“治官”联系起来，似乎有些远，个别官员也未必服气。有人会说，污染问题首先是个别企业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造成的，跟地方领导的作为关系不大。直接负责监管和治污的环保部门，往往地位不高，权力有限，也很难有大作为。甚至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是发展中国家迈不过的一道坎，污染的水和空气，就是“增长的代价”。按照这种观点，治污不力的责任，可能落不到地方官员头上。
  真是这样吗？污染治理确实有一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但是，既然知道“先污染后治理”是弯路，就不能吸取教训少走一些吗？环境污染严重，与地方违背科学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直接相关；环境治理不力，负有监管责任的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与违法者结成利益共同体，难脱干系。
  呼吸和饮水的安全，事关基本的生存权利。环境污染严重，最终每个人都会受害。出现这样的情况，固然与一些企业贪婪逐利、不讲道德有关，但也不应把这种人人受害的情况，仅归咎于企业逐利，寄望于道德自觉。这背后，既有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的问题，也有寻租和腐败的影子。一些地方过分迷恋GDP和经济数据，热衷搞工程、上项目，招商引资不分青红皂白，什么污染企业都敢要；一些地方环境执法以罚代管，交了钱就可以随便排污，把污染企业变成了部门“提款机”；甚至有执法人员和排污企业勾肩搭背，一有风吹草动，提前为他们通风报信。这些都与环保部门乃至地方主官的行政行为直接相关。治污不力背后，往往有不作为的懒官、乱作为的贪官，因此，治污先“治懒”“治贪”，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其实，“治污先治官”的成功经验，对解决其他一些民生难事也同样适用。比如，备受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绝的乱收费问题等。以往，这些问题被归咎于个别企业和机构贪婪逐利、道德贫血，或者被说成是“市场自身的缺陷”。其实，逐利是企业的天性，市场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逐利和交易，不能超过经济活动的范畴，越过法律法规的底线。尤其是权力不应该市场化，如果也参与到寻租和逐利中去，就会造成道德失血、市场失序、行动失范，各种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当前各种失德失范现象背后，往往存在监管部门管理不到位、执法不严甚至猫鼠一家的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有一个治吏的问题。
  治吏的关键，是把权力关进笼子，该作为的不缺位，不该管的不乱作为；同时，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政绩考核体系，对违法违规、失职渎职者要严厉问责，一查到底。权力归位，市场显效，很多久治不愈的社会问题可解，社会道德水平提升可期。
  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环保问题时说，“现在网民检验水质的标准是市长敢不敢跳下河游泳”。这不仅反映了地方党委、政府、尤其是一把手对环境保护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指出了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那就是治污要从“治官”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