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的第一天，上海市“最严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落地后，掀起了全民的“分垃圾”热，46个先试先行的重点城市让全国性的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的轮廓日渐清晰。对上游垃圾分类的关注度持续发酵，也顺带将公众的视线重新聚集在下游的垃圾处理上。 
   那些既不可回收，又难以降解的垃圾该如何处理，成为了困扰全球的难题。目前，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对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办法，不外乎是卫生填埋、高温堆肥和焚烧这三种方式。相较于填埋对土地侵占以及堆肥对垃圾种类的限制，将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成为了国际上最常用的固体垃圾处理方法。 

   （琼海垃圾焚烧发电厂，来源：视觉中国） 

   监管的脚步在加快 
   垃圾焚烧在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尤为流行。欧洲的德国、法国、荷兰、卢森堡、丹麦和瑞典都是利用垃圾焚烧产生能源的佼佼者。 
   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垃圾发电行业，在欧洲，由垃圾产生的电力被认定为“可再生能源(RES)”，因此，从事该行业的民营企业便有资格享受税收抵免。法国垃圾焚烧产业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前，据法国环保机构ZEROWASTE FRANCE统计，法国的垃圾焚烧厂数量称冠欧洲，全法126家焚烧厂每年处理约1450万吨的垃圾。 
   而深圳亦在1988年便已从日本引进了垃圾发电的设备，建起了我国第一座垃圾发电厂——深圳市政环卫综合处理厂。随后的30年间，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发电(供热)厂相继落成，并在2018年全国垃圾发电厂总量突破400座。据东兴证券的研报估算，2020年全国垃圾焚烧运营市场规模将达到298亿元。 
   高速增加的垃圾发电厂在解决垃圾无处安置问题的同时，也面临着另一个问题——来自垃圾发电厂附近居民的不满。民众对垃圾焚烧厂的极度不信任，导致部分规划中的项目陷足于“民意难顺，垃圾难平”的泥潭中。 
   “欧洲也是经历过了这样的历程，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焚烧垃圾比填埋垃圾要好。”已在垃圾发电行业工作超过25年，目前于中国的一家跨国垃圾焚烧处理企业担任高管的西蒙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表示，在行业发展之初，欧洲也有因部分违规企业导致民众反对发展垃圾焚烧厂项目的情况，“由于监管漏洞，部分企业为扩大利润降低成本而简化生产工序，超标排放废气和残留物，让附近居民对兴建垃圾焚烧厂项目强烈反感。（这种情况）不仅是在中国，在垃圾发电起步更晚的英国亦有发生。” 
   “庆幸的是，我看到中国在监管方面进步飞速，让行业监管愈加透明。”西蒙说。 
   今年3月，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用于环境管理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为《规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一经施行，将给打击违规排放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提供了法律依据。 
   两年前，国家便已规定所有垃圾发电厂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在厂区门口设置电子显示屏，所监测的数据自动与环保部门联网，并在网上实时向民众公布。 
   西蒙向时代财经透露，过去，这个监测系统的日常维护和管理由企业自己负责，因此，钻空子绕开监管的情况时有发生。“而近期，监控系统设置在了单独的房间里，企业方面没有进入的权限，只有监管部门和第三方监管机构能够接触该系统。”他指出，目前所有垃圾发电厂的排放都是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来执行，而部分上海企业则走得更前一步，以更为严格的欧盟标准来监管。 
   变废为宝不是越多越好 
   2012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明确全国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度0.65元后，行业规模稳步扩张，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愈发成熟。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底，我国城市垃圾焚烧处理能力为25万吨/日，而国家规划2020年垃圾焚烧处理能力须达到59万吨/日。为实现这一目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年复合增长率最低须满足20%的增速。 
   “只靠增建垃圾焚烧厂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要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西蒙表示，毕竟与火力发电厂相比，垃圾发电厂的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相同成本投入的情况下，火力发电厂产生的效能是垃圾发电的10倍。因此，垃圾发电厂的建设应按需进行，而非成为一个主要的能源来源。 
   法国环境能源管理局（ADEME）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通知中指出，法国总体上已不再需要增加新的垃圾焚烧厂了。市政当局以进行垃圾回收分类为工作目标，从源头上减少了焚烧垃圾的需求。 
   中国社科院中国循环经济与环境评估预测研究中心副主任杜欢政在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亦表示,如果垃圾分类没有做好，对于混合垃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焚烧。 
   庞大的垃圾焚烧需求，必然会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企业为了赢得建厂的机会，采取低价竞标的策略也是常有的事。 
   据了解，当前焚烧厂企业的利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来自垃圾处理的补贴，另一部分是来自供电的收入。其中，补贴收入几乎占了企业利润的三分之二。 
   杜欢政粗略估算，如果每吨垃圾给予企业150元补贴，企业在环保处理措施上的投入或将做得比较到位，工厂排放也会达标。但如果每吨垃圾只有50元的补贴，那么部分企业为了营利可能就会偷工减料，环保设施则无法达标。 
   他以日本为例表示，同样建设2000吨垃圾处理能力的垃圾焚烧厂，日本的投资可能就比中国要多一倍。“多出来的部分投在了环保设施上，环保处理运营不到位，必然会让垃圾焚烧厂成为附近居民的心病。” 
   “焚烧厂的竞争已经白热化了，一些企业对补贴的要价开得太低。”西蒙也无奈的表示，“其实，每吨补贴增加20元就能让行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相较于日本和欧美，中国垃圾焚烧的处理成本确实偏低，个中原因除了补贴的减少，还有设备与人力成本的因素。但在西蒙看来，低成本投入也并非一件“坏事”，“毕竟这项技术也不是尖端科学，近年中国的设备在工艺和造价上都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加上一系列监管措施的落地，相信行业的发展将是快速且健康的。但想要从长远的角度消除（人们）对垃圾发电的焦虑，做好垃圾分类还是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