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开始收紧“洋垃圾”准入标准，一方面源于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阶段也密切相关。自2013年起，中国开始推行“绿篱”行动，对进口垃圾的品质进行严格管理，并以强硬姿态打击非法走私垃圾进口；2017年3月，中国发起“国民利剑”行动，再次收紧对“洋垃圾”的督查。
   改革开放四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制造业进入了产业结构升级阶段，对固废资源的需求放缓；另外环保意识增强与遏制污染的考量。随着我们国家废品产生量也越来越大，处理处置出现了很大问题，洋垃圾挤压了国内废物回收的动力和空间，带来的二次污染隐患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斩断“洋垃圾”进口是必然趋势。
   包装业遇“断粮窘境”
   华东、华南、华北等地区多家造纸厂陆续公布上涨价格，上调废纸价格30-100元/吨。据央视财经报道，2018年上半年，成品纸市场迎来涨价潮，白板纸、瓦楞纸、箱板纸等纸种价格全面上调。

   1月10日至12日，山鹰、理文及玖龙等全国59家纸厂上调废纸价格最高200元/吨，此前1月4日-7日，玖龙等58家纸厂全线上调废纸收购价格，涨幅在20-100元/吨。近期废纸涨价，一方面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基于环保方面的考虑，进口废纸审批额度有所收紧。
   纸价变化的影响正一层层渗透至相关行业的各个脉络中：出版社新书定价“不约而同”上涨，报社纷纷收到纸厂发来的涨价函，一些包装企业面临“断粮窘境”。
   2017、2018年电商平台流量触顶，网购的普及刺激了包装行业的需求，几乎每一个快递包裹都预示着对包装纸的需要。而在“洋垃圾”禁令之下，包装行业上下游各种变量都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造纸厂的毛利率主要由两方面决定——纸品的出厂价与原材料的采购价格。“洋垃圾”禁令以来，进口废纸受限，而由于国内回收体系尚不完善，国废的供应量一时难以满足废纸需求，原材料价格上涨迅速，造纸厂利润承压。因而，尽管市场需求旺盛，包装纸厂商的股价走势却都不好看。今年以来，行业巨头理文造纸与玖龙纸业股价一度下跌。
   上游纸厂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给整个产业链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包装企业，一方面要面临顾客对包装设计日益挑剔的眼光，另一方面对包装纸成本的增加望而却步，可谓两头承压。据中国纸业网2018年7月29日消息，东莞市纸制品制造行业协会会长林青透露：“就东莞一些企业来看，包装厂的订单下滑35%左右，有企业连白班都开不满。”
   漩涡中的再生塑料行业
   不仅仅是纸业，此次禁令对废塑料行业的影响是最大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次“彻底的洗牌”，部分企业如果没有其他原料代替，就很有可能熬不下去。对于“洋垃圾”其他相关行业而言，整治力度的加码正倒逼行业转型。
   一直以来，进口废塑料受到再生资源行业厂家青睐。由于从国外进口废塑料比进口塑料原料成本低，而且废塑料在经过处理后仍能保持较好的加工性能，因而较多企业依赖进口废塑料以降低成本。自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来，废塑料进口量近似“腰斩”。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再生塑料行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产业集聚度低、污染防治水平低的“小散乱”企业。这些企业易受波及，如今多数处于停产状态。 
   在被称为“江北塑料第一镇”的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刘官庄镇，曾有多家“小作坊式”塑料加工厂，形成包括原料产销、吹塑产品、塑料制品等一整条塑料产业链。鼎盛时期，刘官庄镇从事塑料加工制造企业发展到500余家，塑料加工制造业户2000余户，“洋垃圾”是加工塑料颗粒的主要原料之一。近几年来，在进口固废禁令及环保部打击进口废物加工利用行业环境违法行为的双重“重压”下，刘官庄镇大大小小数百家塑料生产企业已停产。
   2017年7月，刘官庄镇对全镇393家涉塑个体工商户和6家造粒公司的172个车间实施了关停、断电处理。
   在“江北塑料第一镇”的诸多中小企业关停之后，“有些年轻人或者家里破产的去了东南亚，像老挝和越南。把同样的模式移植过去，那边人工成本更低，而且不限制，赚钱比在这边多。”但在这些国家遭遇环境压力之后，也开始收紧此类废弃资源的进口，这些产业未来命运如何，很难乐观预测。
   清华大学环境固体废物控制研究所教授蒋建国称：“‘洋垃圾’禁令期间，相关企业可能都要面临洗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大的企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小散乱’的企业可能难以生存。”
   不过，行业“危机”也常常是产业转型的机遇。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在其评论文章中称，洋垃圾进口禁止之后，将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相关企业的压力，但长期来看价格上升之后，会有新的供给者立刻涌入，将短期压力消化掉。
   李志青同样在其评论文章中表示：“‘洋垃圾’被禁止之后，再生行业的原材料供给缺口需要依靠国内“土垃圾”补足，就会倒逼国内的土垃圾做好后端处理，再进一步倒逼前端的居民社区垃圾分类做得更好。”

   国际变局—“世界工厂”与“全球垃圾回收站”
   中国的“洋垃圾”进口热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是“世界工厂”，包括制造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对原材料有着巨大的需求。满载着“中国制造”的巨大集装箱船离开中国港口，行驶至发达国家，返程时载回这些国家的回收物。之后，经过层层分拣加工，作为原材料的回收物进入各地工厂，被生产成新的货物。
  这条进口供应链之所以得以运转，源于每个环节各自获利。对发达国家而言，严格的环境标准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废物处理费用高昂，出口至中国无疑是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中外对话》研究院冯灏撰文分析：“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国内处理的费用大概在每吨400美元至1000美元。运到中国，即便加上运费，每吨的成本只有10美元至40美元。”
   最对于中国而言，彼时享誉全球的制造业需要更多原材料。“中国收纳的‘洋垃圾’主要是塑料、废纸、金属材料等，都是还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的原材料。”我国此前进口这些固体废弃物，作为发展资源不足的补充。
   另外，从废塑料中回收原料的成本也要比从石油提取物中直接合成新塑料稍显便宜。作为报价高、不挑剔的“最优买家”，中国的接收方通过多次挑拣分类，形成了一条条位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且自成体系的产业链条。 
   除却原材料需求，“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有利润可图，也是“洋垃圾”进口的驱动因素。
   “电子垃圾拆解第一镇”广东贵屿，拆解加工电子‘洋垃圾’不仅可以获取大量铜、铝、锡及贵金属，还可以获取大量可再使用的二手元器件，这些元器件重新流向市场，因质量上乘而广受欢迎。 2010年，贵屿废旧电子电器、五金、塑料回收加工利用达220万吨，产值高达50亿元。“垃圾致富”并非传说。
   经济与环境的双重命题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产业分工逐渐深化的今天，各国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中。技术、资本、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作为一种“副产品”，环境问题也随之在全球范围内扩散。
   依据“环境成本转移说”，贸易的往来通常也隐含着环境成本的国际转移。由于经济实力与法律规定的差异，发达国家通过进口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密集型产品满足本国消费，同时将污染物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成为环境成本转移的经济驱动因素。
   据此，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污染的“避难所”，“洋垃圾”的转移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从1995年到2016年，中国的年垃圾进口量从450万吨增长到4500万吨，二十年间翻了十倍。据商业咨询机构China Briefing的数据，2016年，美国废纸出口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直接送到了中国。欧盟27国中，87%的再生塑料直接或间接运至中国。
   尽管作为可回收固废的“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进口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原材料短缺，但毫无疑问，如果处置不当，大量固废进口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成本。导演王久良2016年发布的纪录片《塑料王国》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大量未经处理的塑料垃圾进入中国，散布在从北到南几十个大小乡镇，最终在一个个小作坊里，由几乎没有任何防护的工人用手进行粗糙的分拣。
   出于控制发达国家“污染转移”、保护发展中国家环境的需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9年通过了《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对各缔约国进出口危险废物的国际义务及其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中国于1990年3月22日在该公约上签字，也是世界上最早加入的缔约国之一。
   不过，一个公约不可能避免所有的污染转移，经济与环境的双重问题很难用环境约束来解决。由于环境处理的高成本以及输出国严格的环境规制，《巴塞尔公约》生效之后，“洋垃圾”越境转移依然存在。 
   中国的“洋垃圾”禁令对欧美国家的影响，也暴露了全球此前依赖单一进口商的脆弱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拒绝“洋垃圾”之后，其他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中东、拉美各国，成为新的“垃圾场”。
   这种选择相较之前的污染转移并无本质改变，，依旧建立在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落后国家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的基础上。《南方周末》曾报道，印尼塑料回收业协会会长克里斯托?哈利姆（Christine Halim）证实，越来越多的欧美固废正被出口到印尼。同时也表示，“中国禁令将有助于倒逼印尼提升回收系统水平，但也不希望印尼沦为欧美新的垃圾场。”
   “环境具有全球共同性，全球的环境保护是一体的，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处理自己产生的废物。”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说，中国的新政策是一个风向标，这会倒逼垃圾出口国提升自身的垃圾处理能力，完善本国循环经济体系。
   减少依赖是趋势
   从国外采购原料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企业可能面临汇率损失、政策变化、原料稳定性等问题。正因如此，多数依赖进口的企业，都把原料采购列为第一大风险，许多企业也在逐步减少进口原料的使用。
   祥云飞龙是目前新三板废弃资源回收企业中规模较大的一家，位于云南大理，主要以二次物料为原料，生产锌、精铅、铟等金属。近年来，祥云飞龙一直在降低进口原料的使用比例。
   公司自2015年11月起便逐步减少进口原料采购，转而使用国产原料，目前进口原料占公司原料的比例在10%以下，而且主要是前期未履行完的合同，未来将全部使用国产原料。
   此前国内没有成熟的回收渠道，国产原料难以满足需要，而目前国内逐步形成了消费、淘汰、回收体系，因而转用国产原料。
   与祥云飞龙完全放弃进口原料不同，有企业采取的办法是稳固国外进口渠道，同时拓展国内渠道，如万兴隆，该公司在主要从事固体金属废料分解、拆解及加工。
   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万兴隆表示，除了稳定和逐步扩大进口货源外，还着手开拓国内废旧金属回收市场，减少对国外资源依赖。2016年，万兴隆原材料70%以上为进口，在该年度内，公司已经尝试增加国内采购量，减少对外原料依赖。
   此外，从事废旧金属、废旧电器设备拆解深加工的巨东股份表示，公司正致力于开拓国内废弃资源回收市场；从事铝塑复合材料加工再利用的陆海环保表示，正在积极发展国内供应链系统的建设，与国内企业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
   在上述企业中，就有多家企业在境外设有子公司。总体来看，拓宽原料来源渠道，降低进口原料依赖已成为多数企业的选择。
   机会大于挑战
   此次颁布的《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除了提到“禁止洋垃圾入境”，也提到了要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多数从业者认为，长远来看，这将有利于行业发展。
   方案明确指出，要加快国内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提高国内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率，到2020年，将国内固体废弃物回收量由2015年的2.46亿吨提高到3.5亿吨。完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基础设施，促进国内固体废物加工利用园区化、规模化和清洁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