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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重夹缝中的噪声治理，在2019年迎来“关键一击” |
| （时间:2019-4-4 9:55:54） |
高居不下的投诉率，也正让噪声污染成为城市短板。与其他公害不同的是，噪声物理性的特质决定了其难检测的尴尬，加之“九龙治水”的困局也逐步让“我想静静”成了一种奢侈。也正基于此，4月1日下午，生态环境部召开了噪声法修订启动会。
作为一项严重的“城市病”，噪声污染治理正来到聚光灯下。
近年来，随着城市加快发展，城市生活越发“欢腾”：交通噪声、生活噪声、餐饮噪声、空调外机噪声以及广场舞噪声愈发凸显。据我国2018年环境监测报告显示，全国近2/3的城市居民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忍受着噪音伤害。而在2016年，相关部门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接近51.9万件。中央环保督察组在此前公布的类似数据，同样表明了人们对于噪声污染的厌恶。
在众多业界人士看来，噪声污染已经到了“不得不防，不得不治”的地步。然而，尽管近年来噪音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不易。一方面，噪声与“三废”不同，相较于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往往是即时性的，表现不出明显的污染形态，因此多被忽视；另一方面，噪声损害难以测量、损害赔偿难以计算、处罚规定偏软等原因，实际执行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现代工业、交通运输业规模很大，要采取噪音控制的企业和场所为数甚多，因此在防止噪音问题上，必须从技术、经济和效果等方面进行综合权衡。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对噪声污染的界定为“超标且扰民”，但社会生活噪声是否超标，现实中很难界定。如《城市区域噪声标准》中，明确规定了城市五类区域的环境噪声最高限值，居住区、工业区、疗养院等区域的噪音标准往往相差很大。此外，“噪声对物体的损害是否具有判断上的可行性”等问题也缺乏科学表述。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对三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因此也给追责带来难度。据了解，城市噪声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工业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四类。而这四种不同的噪声污染，其监督管理涉及环保、工商、城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其中工业、建筑施工噪声应由环保部门监管，交通运输、生活噪声应由公安部门监管。还有的噪音问题，涉及邻里纠纷，公众既是噪音的受害者，同时也是噪音制造者，就更难厘清其中的责任。
值此背景，作为噪声污染防治中最重要的一部法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自然成了各界关注焦点。我国1997年颁布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至今已施行20年。受全国人大环资委委托，生态环境部4月1日召开《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修改启动会。下一步在修法过程中，要按照积极稳妥务实的修法原则，确保法律中重要制度的有效性；要突出源头治理、问题导向，要保障修法投入，确保任务按期完成。诚如在行政处罚方面，不妨提高罚款金额。对于噪声污染受害者，应适当减轻其举证责任，并可提出固定金额的赔偿或补偿。
在地方层面，各级地方政府发布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规、规章和文件共29部，其中，地方人大发布相关地方性法规3部，地方人民政府发布相关规章、文件26部。据统计，仅2015年一年就颁布了近7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各省(区、市)制定印发了超过28部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通过立法来明确严厉的处罚措施，同时确保执行的可操作性，噪声污染势必会治理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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