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工业固废网联合北京科技大学等国内知名研究团队编制的《2020-2021年度中国大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报告》除了继续延续历年报告内容全面、数据清晰、样本采集充分等优势，还结合了新政策影响和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对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针对《报告》内容，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工业固废网创始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资源综合利用分会秘书长杜根杰，请他对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解读。 

  现状：有成绩也有问题
  记者：在固废领域，数据详细的产业报告并不多，作为《报告》的主编单位，请您用数据介绍一下2020年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利用情况，以及促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杜根杰：2020年，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约37.87亿吨，较2019年增长0.71亿吨，同比增长1.91%，建筑垃圾产生约33.71亿吨。其中主要固废品种尾矿同比增长1.84%，冶金渣同比增长1.87%，煤矸石同比增长1.3%，粉煤灰同比增长1.73%，赤泥同比增长0.99%。
  在利用方面，2020年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利用量约为21.55亿吨，综合利用率56.91%，同比增长1.62个百分点。
  近几年来，受环保及相关产业政策影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双碳”背景下，国家环保政策密集出台，环保管理愈加严格，关于尾矿库、矸石堆场等固废堆存场地审批难度增加，倒逼企业积极寻求固废处置新方向；二是砂石骨料、铁精粉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固废处理有利可图，固废综合利用企业生产积极性高涨；三是虽然房地产市场有所降温，由于部分地区建筑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稀缺，下游需求强烈，带动固废替代比例增长。
  记者：近年来，大宗固废领域发展非常快，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请问大宗固体利用产业目前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杜根杰：2020年，我国在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产生量及存量巨大、资源错配严重、部分品种利用率低。2020年，我国产生大宗工业固废约37.87亿吨，综合利用率56.91%，历史累计堆存量约620亿吨。但部分地区工业固废同质化聚集度高，如河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南、云南等省份采、冶、炼化等支柱产业产能集中，大宗工业固废产生量巨大（约占全国产生量40%以上），但由于本地下游建筑业需求乏力，地区综合利用率仅为30%，远低于《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中全国55%的平均利用率，大量固废就地堆存。而广东、浙江、江苏等东部省份由于上游粉煤灰、矿渣、脱硫石膏等工业固废产生量小，下游呈现供不应求现象。
  二是跨领域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当前，固废综合利用产业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政策、技术两方面。在政策方面，“双碳”背景下，循环经济类、环保类等政策频出，对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产业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各地对政策的理解不到位、宣贯不足，使得企业对工业固废利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在技术方面，当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技术较多，但各类技术从发展水平到适用性均有较大差别。加之行业内缺失公信力较高的技术服务平台，使得产废企业在进行固废处理过程中，对固废研发团队、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品类、节能降碳水平、技术发展阶段、示范项目等认识不足。
  三是行业专业人才匮乏、项目技术选型和市场研究分析不足。固废综合利用产业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知识面广，但专业技术人员培养来源不足，而且国内没有专门设置固废综合利用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另外，大宗工业固废具有品类多、物化性质不稳定的共性，综合利用端则表现为同一技术适配性差、复制难等问题。由于从业人员的专业性不足，忽视技术选型重要性，秉承“拿来主义”思想，对固废成分波动、技术难度考虑不足，缺少工业化验证，导致大量项目建成即停产。而且，固废综合利用产品的区域市场差异较大，受地区资源禀赋、工业发展程度、下游建材市场等因素制约，企业对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市场容量、辐射半径、同质化竞争对手分析不足，导致项目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
  四是产废企业对固废污染重视不足，头部企业环境违法频现。大宗工业固废产生及综合利用情况与产业链上游密切相关，上游头部企业的集中势必带来产废量的高度聚集。2020年排名前10位钢铁企业粗钢产量约为41497万吨，占全国粗钢产量约40%；前五大煤炭集团合计产能占全国煤炭总产能的44%；前五大氧化铝企业合计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约75%。部分头部企业及其实际控制人缺少固废综合利用产业规划或产业战略定位偏低，无法形成以综合利用为主线的产学研相结合产业体系，容易误导全行业产废企业对固废综合利用紧迫性的认知，从而导致综合利用产业长远发展受阻。
  五是政策体系不协调、不完善、落地性差部分强制类法律法规依据缺失。近年来，中共中央及生态环境部等相关部门开展了多次清废行动及环保督察，以期倒逼产废企业提高污染防治及固废处理意识，但因法律法规新老政策衔接不协调、综合利用部分政策不完善或存冲突，近两年国家及各省市相继出台多项引导性政策鼓励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明确提出加强煤矸石、冶炼渣、气化渣等固废的综合利用。但“双碳”背景下，地方政府因能耗等“双碳”指标限制，针对大体量、烧结类和含碳固废项目大多采取“一刀切”处理方式否决，多数地区将建材类项目纳入“两高”范畴，不予或难以审批立项，导致部分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支持政策成为空中楼阁，难以落地。
  发展：有前景也有挑战
  记者：下一步对于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
  杜根杰：对于行业下一步的发展，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一是强化区域间固废处理能力和体制机制多元协同。工业固体废物种类多、区域内排放及历史堆存量大，仅以市县为单位进行单独规划和布局难以实现工业固废全量化利用，不利于打通产品市场。二是智能手段提升信息流通，加强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三是提高产废企业责任主体政策前瞻性和固废利用意识。2020年—2021年，由于工业固废处置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违法事件频发。随着环保督察、固废法执法检查、排污许可证制度、台账指南和跨省转移办法等逐步实施，产废企业应尽早制定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专项规划，避免政策落地后，企业短期内固废处理压力骤增，进而影响企业主业生产运行。四是细化引导、精准施策，改善部分政策掣肘现状。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固体废物精细化管理要求逐渐提高，各地应出台具体的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相关管理指导意见，根据地方产业发展需求，解决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制约问题。五是进一步发挥大宗工业固废替代一次自然资源重要支撑作用。强化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的同时协同保护一次自然资源。
  记者：您在行业工作多年，对行业的发展有着独到见解，对于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发展趋势，您有哪些预判？
  杜根杰：对于固废利用领域来讲，我认为当前已经迎来了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对于下一步的发展，我认为多元化、跨领域协同技术路线组合将得到推广使用。工业固废产生强度大，成分复杂，单一技术路线难以解决区域内大型企业固废排放量大及无处堆存的根本性问题，很难同时实现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及低碳效益，未来多元化技术路线组合项目将得到加强应用和推广使用。“双碳”背景下，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协同余热余汽回收，工业固废资源综合利用协同生态修复等项目将得到更多的推广支持。同时，随着自然矿产资源价格属性愈加凸显，大宗工业固废在可替代矿产资源原材料的投资模式也将得到大力推广。另外，多固废品种协同技术将更受青睐，“无废城市”“以渣定产”等模式将得到大力推广积极推广。“无废城市”建设模式，实现大宗工业固废贮存零增长的考核指标对地方政府极具吸引力，将有效推动固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的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