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以来，不少券商、机构发布预测称，垃圾分类市场空间或达数千亿元。垃圾分类产业是不是迎来了风口?哪个细分领域将会有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企业该如何布局?带着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本刊记者专访了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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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以来，不少券商、机构发布预测称，垃圾分类市场空间或达数千亿元。  
   垃圾分类产业是不是迎来了风口?哪个细分领域将会有更广阔的增长空间?企业该如何布局?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E20研究院执行院长薛涛。  
   干湿分离的“四分法”将成垃圾分类主流  
   环境经济：一个月来，有关垃圾分类的话题比较火，曾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事实上，垃圾分类并不是新鲜事儿，但这一次显然与以往不同，一袋难登大雅之堂的垃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神经。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薛涛：近期，垃圾分类虽然是一个热点话题，但对大家来说并不陌生。  
   早在1996年，北京就出现了分类垃圾桶，而在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类的8个试点城市，生活垃圾基本分为三类，即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也就是后来说的“三分法”。  
   客观而言，那次试点工作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也使得公众对我国是否能够实施好垃圾分类产生了怀疑，主要原因是当时在相关分类后的后端处理技术方面发展不够成熟，导致各地没有配套的分类处置设施，造成了先分后混的局面，大大打击了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2017年，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卷土重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试点范围由本世纪初的8座城市扩展至46座城市。两年来，部分城市垃圾分类工作进展较好。  
   今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发布，不仅是上海，全国都在关注。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通过强制和定时定点，垃圾分类切实真正进入到了公众的生活中。以前大街上、社区里放置了许多分类垃圾桶，但大部分人明显没有分类意识。现在不一样了，垃圾不光要分类，还要分对了，否则就会面临处罚。  
   其次，上海在垃圾分类方面的执行力度使其受关注度超越了之前在这方面探索更加深入的宁波、厦门和深圳，也因此带来了更广泛的争论。争论的背后，恰恰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仅仅靠生态环境专业已经不能很好地解读和预判垃圾分类工作将要面对的问题。垃圾分类推进过程中，还需要公共管理学科和大众传媒学科的参与，而我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这些相关学科去研究如何让大家更好地从心理上理解和认可垃圾分类，通过选择有效的内容和可感知的方式进行宣讲来让大家参与其中，让社会契约精神成为风尚，让百姓和政府之间相互信赖。  
   第三，总体而言，即便考虑到垃圾分类所隐含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但在人口密集的三线及以上城市，从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角度的更高要求来说，垃圾分类势在必行，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  
   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发达城市，人均垃圾产生量几乎达到失控状态。以北京为例，现在北京每天产生将近2.6万吨的生活垃圾，人均每天1.1公斤，现有的29个垃圾处理终端设施都在满负荷运转，已经不能单单继续以用垃圾焚烧或填埋等无限扩容的方式来应对不断增长的垃圾量。      
   另一方面，从废品回收体系来看，如果前端垃圾分类做不好，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干垃圾的有效回收利用。除了拾荒者挑拣有限的干垃圾外，大部分垃圾没有干湿分离，不仅增加清捡难度，还可能导致可回收垃圾被湿垃圾污染，一些低价值可回收垃圾也可能被丢弃，直接进入末端处理环节，不仅带来垃圾增量，还会造成干垃圾资源浪费。未来，干湿分离的“四分法”将是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   
   厨余垃圾将成为行业下一个增长点   
   环境经济：一项政策的出台，势必会对相关产业产生影响。随着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到来，您觉得未来哪个细分领域将会有更广阔的增长空间?   
   薛涛：从顶层逻辑来思考，我们将固体废物按照其来源不同，划分为工业源和农村源两类，它们分别处于工业区、城市区和农业区三个区域。其中，城市区固体废物种类最为繁杂，不同类别固废的处置路径差异较大，是当前我国垃圾分类的主阵地。在城市区，来自农业源的厨余垃圾作为生活垃圾中占比最大、对资源化影响最高、民众参与相关度最高的部分，将成为垃圾分类的核心要素，由此成为相关行业的下一个增长点。   
   厨余垃圾处理行业与居民垃圾分类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推行缓慢，效果不明显，主要受制于前端垃圾分类工作的不畅，厨余垃圾一直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置。   
   《2018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2017年202个大、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20194.4万吨。按照厨余垃圾占比40%计算，大、中城市厨余垃圾总产生量可达8000多万吨。   
   根据我们对多个垃圾分类先进城市的实地调研结果，垃圾分类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小区实际可分出的厨余垃圾占生活垃圾10%～20%左右，考虑到厨余垃圾处理市场受到垃圾分类水平的整体制约及调研城市分类水平位列全国上游等综合因素，预计全国每年可分出的厨余垃圾总量约2000～3000万吨，这一数字还会随着垃圾分类的进一步推广而逐步攀升。   
   目前，厨余垃圾处理市场主要由收运、处理两个环节组成。收运市场的价格与地区相关性较大，平均收运价格120～180元/吨，而处理市场则分为大规模处理和分布式就地处理两大类。从项目数量来看，后者明显居多，多为非居民单位、强制分类的机关单位、学校等地区采购;前者数量相对较少，目前大多项目仍处于建设阶段，国内成功运营的项目不多，参与者主要得益于前几年餐厨垃圾市场的培养，而处理环节的平均中标价为187元/吨。     
   随着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到来，厨余垃圾的巨大产量和市场空间将逐步释放，潜在市场容量在440～453亿元左右，收运体系将有望进一步完善;而基于垃圾分类的基本逻辑，厨余垃圾一定是走非焚烧的后端处置路线，伴随着垃圾分类的持续深化落实，厨余垃圾资源化处置将逐渐被市场所识别。其中，垃圾分类立法先行、政策基础良好的长江经济带尤其是下游地区，将占据需求优势而夺得行业发展的先机。    
   垃圾分类产业链前、中、后端的商机    
   环境经济：正如您所说，当前垃圾分类工作的难点在于垃圾分类的前端，即要解决公众参与的问题。而不少创投企业把垃圾分类前端视为商机，进而衍生出垃圾分类上门服务等新业态。对此，您怎么看?    
   薛涛：关于这点，有关主管部门曾在相关场合明确要求过：“各地不要再搞智能分类桶和积分兑换的花架子，垃圾分类工作重点是基层发动与体系建设，绝不是市场化，企业参与不能代替居民的垃圾分类行为。绝不能以市场主体替代基层组织，居民分类行为的养成不是花钱能买来的。”    
   不能过度依赖财政补贴，必须充分调动民众参与，必须坚持干湿分离，这是我们观察到的各级政府在这几年的垃圾分类推进摸索中形成的几条基本共识。     
   环境经济：作为垃圾分类产业链的中端环卫企业和末端垃圾焚烧企业，他们该如何布局?     
   薛涛：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对于环卫行业市场化产业化方面的影响，还不是主要矛盾。因为相对于垃圾焚烧行业战国七雄鼎立的局面，环卫行业尚处于春秋初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环卫企业有5000多家，但初步形成规模的环卫企业仅有一两百家。并且，首年服务金额在两百万元以下的环卫企业占大多数，约有3000多家，而首年服务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环卫企业仅有127家。    
   通过对各行业前十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的对比分析发现，环卫行业的市场集中度较低，前十名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仅6%，未来很多小规模、市场竞争力弱的环卫企业将会被大量挤出或并购。而生活垃圾焚烧行业虽然发展相对较晚，但受益于特许经营BOT的市场化模式，该行业集中度较高。据统计，生活垃圾焚烧行业前十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为55%，前22家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    
   不难看出，环卫的产业化和集约化还处于早期，因此很难说垃圾分类对此过程和商业模式会有重大的影响。但是，环卫对湿垃圾的单独收集和转运却是决定前端居民参与分类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当然，这样单独的收转运系统也带来了环卫服务内容的扩大以及包括环卫装备在内的发展机会，而后者则直接会促进相关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    
   环境经济：有垃圾焚烧企业表示，垃圾分类后企业可能面临“不够烧”的困境，您怎么看?    
   薛涛：这种担忧大可不必。对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来说，垃圾分类产生的减量化效应，带来的只是垃圾焚烧量增速的放缓，而且这种放缓进度也许还会被城市化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垃圾增量所抵消。短期来看，即便垃圾焚烧量是少了，但垃圾干湿分离后燃烧效率提高了，运营成本也会相应降下来。长期来看，并不会出现垃圾焚烧发电量降低的情形。不过，垃圾分类后，垃圾成分的逐步变化对焚烧技术更新升级的要求不可避免。    
   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商业模式相对不稳定    
   环境经济：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个环保问题，还是一个公共服务管理的问题，所以产业链条上会有不同程度的财政补贴。那么，补贴该怎么补?补向谁?如何既优化政府管理又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薛涛：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城市区中的工业源类垃圾(又称为城市矿山)，可以从废物回收价值高低和环境风险高低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按照补贴性质不同大致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对于废物回收价值高且环境风险低的废物，其较高的废物回收价值是回收或处置行业完全市场化运营的有力保障，同时较低的环境风险也降低了管理的难度，增加了市场化运营的可操作性。因此，这类废物的回收利用有较大可能成为自负盈亏的完全市场化运营行为，理想条件下不需要政府补贴，如金属回收和废旧纸张回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一些过去可以完全市场化的废旧物资正在脱离这个领域。    
   第二类，对于废物回收价值高且环境风险高的废物，较高的废物回收价值使得市场化运营成为可能，但也将吸引部分不法分子进入，对正规处置企业造成冲击。以废旧家电拆解为例，黑作坊运营成本较低，可以以较高的价格回收废旧家电进行拆解，获得与正规处置企业相同甚至更多的利润，导致正规处置企业收不到废旧家电，亏损运营。    
   另外，黑作坊普遍缺乏环境保护意识，非法作业对环境及卫生安全造成极大危害。以废弃油脂为例，黑作坊利用废弃油脂制作地沟油，以食用油的名义混入市场，存在巨大食品安全隐患。对于这类废物，国家要对正规处置企业进行补贴，同时加大对非法处置设施的打击力度，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保障卫生环境安全，这类补贴可称为“秩序型补贴”，代表性废物如废旧家电、废旧橡胶、废弃油脂等。    
   第三类，对于废物回收价值低且环境风险高的废物，低价值导致回收或处置这类废物的企业利润较低，甚至在现有技术下不能获得合理利润，难以吸引企业进入市场，市场化运行的可能性较低。同时，此类废物又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随意弃置将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因此，政府需对此类废物的处置进行兜底，为处置企业提供相应补贴，这类补贴可称为“兜底型补贴”，代表性废物如塑料及玻璃制品。    
   第四类，对于废物回收价值低且环境风险低的废物，以餐厨垃圾(不包含废弃油脂的部分)以及厨余垃圾为主要代表，回收价值低导致市场化运营的积极性不强，同时环境风险低使得这类废物没有急切处置的需求，更不利于市场化运作。这类废物单独处置仅为达到循环经济指标或作为垃圾分类的配套处置需求，但考虑到餐厨垃圾以及厨余垃圾单独分选和单独处理对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贡献，应该由政府给予末端补贴，因此这类补贴可称为“循环经济型补贴”。当然，政府可以逐步通过前端代收垃圾处理费来弥补这部分支出。     
   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靠补贴维持的需求是伪需求，靠补贴维持的发展是伪发展，因为依赖于政府补贴的商业模式总是相对不稳定的。我们不断更新环保技术，就是为了尽量摆脱或减轻对补贴的依赖，未来在资源化上领先的企业会获得竞争优势，这也是中小环保技术企业的突破方向。